周樑楷
2016.12.03
記得一九八〇年代期間，我參與翻譯《觀念史大辭典》(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)裡的幾篇文章。為了謹慎起見，每篇文章我和四德輪流交替，反覆修訂。結果每當接手時，都會責怪對方扭曲了自己的意思。這才讓我領悟到，古人為什麼把校對文書稱作校讎學。就為了這個讎（仇），四德寫這本書前前後，我始終扮演聽眾，完全不出意見。直到出版前夕，為寫跋文，才把整本書讀過一遍。
當然在觀念上還是會有契合的時候。二〇〇二年起，四德和我因國科會獎助，先後前往美國東岸收集相關資料，包括波士頓劍橋的哈佛大學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華盛頓國會圖書館，甚至造訪清教徒的故鄉－鄰近英國東安格利亞(East Anglia)的劍橋大學一帶。在紐約時，就近住宿在河濱公園附近，也因此藉機觀察比較紐約和波士頓這兩個東海岸的大都會港口，我曾對四德說：
紐約是個移民的主要港口，十九世紀以來大西洋對岸的歐洲移民由此入境。同時，紐約又是個國際貿易的大都會，引領世界的風潮。相對的，波士頓劍橋既是美國清教傳統的根據地，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。我們且做個假設，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這個開放的都市，史家魯濱遜(J. H. Robinson)或許因此提倡「新史學」，強調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；同時他又著重歐洲史，以致於他的史觀，經學生及再傳學生，先後主導美國的歐洲史書寫，甚至影響到東亞地區。妳想一想，哈佛大學是否也因為文化和地緣的關係，與哥倫比亞大學不同，反而重視美國的國史書寫，並且有意凸顯清教思想的核心價值？
由於一時的靈感，日後時斷時續，我把部分的精力放在魯賓遜的研究上，到了二零一二年勉強完成〈魯賓遜的「新」史學：一百年後的剖析〉，才算告個段落。四德則全心全意投入她的清教史學。
四德主修美國歷史，除了移民／族群，還涉及史學思想史。過去她的寫作，都以這兩條主軸所形成的十字交叉點為問題意識。清教史學延續她的研究取向，並不全然生疏。只是清教思想關聯基督宗教的神學（對於西方人而言或許輕而易舉），不是我們一般常人所能勝任得了的。我看她常陷入苦思，陷入泥淖，進退兩難；而後卻又深深感嘆的說：為了感念輔仁大學歷史系王任光和孟樹人神父／教授的培育，我們對西方史學和基督宗教才得以啟蒙，獲得初步的認識，這門學問在台灣應該堅持下去。從此，只見她經常清晨四、五點鐘就已點亮書房。也因考慮能力有限，無法分心，她就不再申請國科會的專題計畫。
現在新書殺青了，我也替她鬆了一口氣。然而回歸學術來說，這本書有兩點特別值得再談一談。
首先，關於基督宗教與近代西方史學的關係。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科學派史學及實證史學以來，史學界刻意斬斷任何形上思想（含宗教信仰）與史學的關係。因此，有些人要不是誤以為近代史學果真和基督宗教已經完全斷絕，就是嗤之以鼻, 以為基督宗教對史學研究只有百害而無一利，視為反動保守的逆流。其實，有意探究近代西方史學者，不可輕忽基督宗教的影響。我曾將基督宗教與近代西方史學的關係，粗略分成三大類型：(1)仍然相信神意，並直接用以解釋者；(2)仍然相信神意，但間接影響歷史解釋者；(3)否認神意，但世俗化之而解釋歷史者。
例如，鼎鼎大名的日耳曼史家蘭克(Leopold von Ranke)，一向被譽為「科學派史學之父」，其實這純粹是「假象」(image)。他在討論歷史的因果關係，曾說：
我們無法證實個別的事體最後都是受永恆普遍的存在所支使. 因為這是屬於宗教的問題，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。但我們相信，沒有任事可以和神脫離關係；任何東西之存在，都不能沒有神。
又如，哈佛大學的清教研究社群。這些史家是四德在整本書中的重點，也是十多年來她經之營之的問題意識。書中已經清楚地交代，自從一九三零年代經濟不景氣，美國人滿懷的焦慮及失落感；緊接著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，戰後冷戰時期的緊張壓力等等，在在導致人們重新擁抱宗教信仰。史家摩里遜(Samuel E. Morison)啟發人們重新認識美國史上的清教徒。繼而，米勒(Perry Miller)直指新英格蘭人的心靈(mind)，以及清教徒的「生命之道」(the
Puritan Way of Life)。我想補充說明的是，這幾十年之間的外在氛圍，同時也激發了西方學術界研究思想史(intellectual history)的高潮，人們紛紛以「觀念史取向」(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)解釋歷史的因果關係。「清教思想」或「清教主義」理所當然，也被列為美國史上「具有主導力的理念」(leading idea)。
在英國，史學界也有類似的現象，只是異曲同工而己。巴特費爾德(Herbert Butterfield)是位劍橋大學的史家。一九三零年才剛滿三十歲，就以《惠格派的歷史解釋》(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)一本小冊子批判英國史學的主流傳統，因此聲名大噪。然而，到了一九四零年代，他不僅修訂了原有的觀點，而且一九四九年在《基督教與歷史》(Christianity and History)這本史學理論的專晝中，以總結的語氣說，治史者應當「擁抱基督，其他一切便可不逾矩」。他和美國的清教史家米勒，也在書信中討論基督宗教的相關問題。
在英國，《歷史研究》(A Study of History)的作者湯恩比(Arnold Toynbee)，也是把史學思想提升到形而上宗教情操的層次。他呼籲人們要以開放的胸襟(open-
minded)連結各大宗教。在《世界諸宗教中的基督教》(Christianity Among the Religion of the World)裡，他曾經說「上帝絕不會以自我為中心；恰恰相反地，祂是位自我犧牲的上帝。」
其次，「新英格蘭之道」與「新英格蘭體制」的問題。有一段期間，四德經常對我說，她一直在琢磨，“New England way”這個“way”，有時是大寫的“Way”，有時又變成小寫的“way”，二者之間到底有甚麼差別？在美國文化傳統的意涵有甚麼改變？同樣的，我儘量保持只當聽眾的原則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終於對我說，大寫的“Way”含有普世價值的正統性，可以譯成「新英格蘭之道」。〔這個道 (Way)也可以指天道， 也就是上帝。〕而近世以來，小寫的“way”蔚為風尚，強調新英格蘭清教文化價值體系的在地性，是美國多元文化的一支，四德把它譯為「新英格蘭體制」。清教主義轉化的過程微妙複雜，四德已盡心爬疏了。
在清教主義的史學研究上，哈佛大學的清教研究社群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在書中，四德特別以「有容乃大」，畫龍點睛的描述當時候的哈佛大學。她推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埃略特(Charles William Eliot)校長的貢獻。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，哈佛大學更以開放的胸襟先後聘請講授美國史的學者，有來自中西部、主張「邊疆論」的，也有來自紐約大都會。我特別注意到，其中幾位猶太裔，而且又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史家。包括斯勒辛格(Arthur Schlesinger, Sr.)教授、韓德林(Oscar Handlin)、以及布爾斯丁(Daniel
Boorstin)等。另外，於二戰期間輾轉逃亡美國的彼得蓋伊(Peter Gay)和他們幾位的成長背景有些相似，雖然未到哈佛，卻也到了清教重鎮的耶魯大學教書。他們對於清教新英格蘭的「認同」別具意義。時至今日新英格蘭依舊有些學者史家肯定清教主義的普世意義。
四德列舉這幾位史家，本來只為了強調哈佛大學之「有容乃大」，以及他們以學術研究的成果肯定清教主義的價值。做為讀者來說，我無意中卻發現，這幾位史家「連結」了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史學界，對於清教主義也相當關注。
這個「連結」讓我聯想起中國史家洪業。洪業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班，也是紐約協和神學院(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)的學士；他在美以美會任職，也從事巡迴宣教的工作。除此，他在美國基督教聯合會於北京創立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、也協助創辦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社，積極推動中美雙方的文化交流。
二戰結束以來，基督宗教對於台灣教育文化的影響也是有目共睹。其中如美國基督教聯合創辦東海大學就是明顯的例子。大肚山上校園中優雅的路思義教堂，永遠表徵耶穌基督的精神與天地及人們結合。四德和我雖然就讀於天主教大學，然而在美國史課堂裡，特納(Frederick J. Turner)、米勒及布爾斯丁等人的作品都是我們的指定參考書。只是當時沒有讀通這些書籍與清教思想的脈絡關係。
四德有幸，這本新書被收集在台大出版社的「東亞基督教叢書」。以內容而言，本書並未涉及基督宗教在東亞地區的史實；然而，如果有意了解美國基督教在東亞地區的文化內涵和傳播，這本書或許能提供讀者參考,回溯到新英格蘭的清教主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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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圖：《何處是桃源？美國的清教主義及其史學流變》原書封面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