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四德
一、 導言
自十五世紀以來，西歐人的足跡隨著新興的海上交通，無遠弗屆地向世界各地擴散；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，更激發了西歐人向外侵略的意圖。雖然白人之中也不乏胸懷仁心的傳教士，以宣揚基督的愛心而遠赴異邦。但是，大多數人侵略領土，劫撂資財，戕害異族的行為卻是斑斑可考。面對著這股洶湧的西潮，大概只有日本比較能夠在驚恐之餘，調整腳步，以求適應新局。其它地區，大體而言，都飽受摧殘；有的不幸，甚至於被湮滅在歷史的舞臺底下。印加文明(Inca)昔日宏偉壯麗的祭壇，今日只剩下斷垣殘壁，徒然供人憑吊而已矣！因此，近世以來，西方與非西方世界之間極不協調的關係，形成了所謂的「核心」(Core)與「邊陲」(Periphery)的區別。[1]他們與歐洲以外地區的來往，一心一意只想榨取其資源。「邊陲」地區由於無法抗拒西歐科技的威力，只得拱手就範，而淪為「核心」——西歐的從屬輔助區，為了「核心」的繁榮、利益而存在。這種重歐洲而輕亞、非地區的情勢——即「歐洲中心論」(Eurocentric)於是充斥西方史乘之中。
歐洲史家及其歷史教育囿於「歐洲中心論」，固然極為偏窄。然而最可悲者，莫過於非歐洲地區的學者，拾人牙慧，默然甘心自居文化邊陲。從「史學評論」第八期吉田悟郎、高山博之、二谷貞夫諸位先生的論文中，[2]我們欣見日本的史家已能自免於此。其捨棄歐洲中心論，重建新的世界史，足令全球史家折服。另外，從麥克尼爾(William McNeil)的著作裡，[3]我們得知：西方史家也在力圖擺脫這種狹隘的觀點。本文狗尾續貂，擬將「歐洲中心論」形成的原因做一分析，並且以美國為例，說明一九五〇年以來，史家如何改採非西方的立場，從事新的非西方史研究和教育。
二、 歐洲中心論的形成
關於「歐洲中心論」形成的客觀情勢，可以根據以下幾個角度分解。
首先，自古以來，人類便一向自是其是，視其它文化為荒誕詭異。換句話說，所謂的「中心主義」並非近代歐洲民族所特有，其淵源可說是與初民同在。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，「在所有原始民族之中，我們幾乎都可發現這種自我中心的態度，也即是劃分『自己的』封閉群體與外族的界限。」因為初民無法客觀地省察這個世界；他們沒有把「人類」看作單一的群體，更不可能對異族付出同類之情。[4]比如，在古代中國，孟子稱南方人為「南蠻鴃舌」，司馬遷將匈奴放在《史記•列傳》中，歐陽修則將夷狄放在新五代史的〈附錄〉之中。歐洲人也不例外，由於深受傳統社會的侷限，歐洲人自然挾持著文化本位的價值觀，去衡量非歐洲世界的一切。因此，他們所描繪的非西方世界，與其說是反映出實際的非西方社會，倒不如說是歐洲人眼中的非西方世界，更來得恰當。柯丁(Philip Curtin)在其所著《非洲的影像》(The Image of Africa)一書中，[5]曾經表示，昔日大多數留意非洲的人士，要不是垂涎非洲的財富，就是企圖在該處建立烏托邦式的殖民地。除此之外，基督徒則帶著濃烈的宗教熱忱，意欲「教化」非洲人，讓他們接受基督教文明的洗禮而脫離野蠻的異教。由此可見，歐洲人總是以自己的價值觀評斷所見所聞。至於活生生的非洲人是如何生活、如何的思想，則不是他們所關切的，更遑論以同情、瞭解之心，分析非洲的文化了。不僅如此，間或有些新的資料出現時，如果不能符合歐洲人先入為主的成見，就會被棄置一旁而不顧。
總而言之，歐洲人是將自己所關切的、所興趣的事務投射到非洲大陸上，以自己文化所醞釀的價值觀，去塑造一個非洲。他們在「黑色大陸」上是擔任「領導者」，而非參與者的角色。
其次，就學術史的發展而言，所謂「東方學」(Orientalism)的出現，一開始便是帶有偏見的。按照薩伊德(Edward Said)的說法，「東方學」本來就是中古時期，西歐人為了研究「敵人」——回教徒，而衍生的一門學問。它的本身即寓含著對於回教卑視的成分。[6]不幸，以後的史家往往因襲此說，不經推敲便習慣性的以「東方的」或「西方的」分辨事物。於是，東、西方的差異就更被突出和誇大。所謂「東方的變得更東方，而西方的更西方。」(The Oriental becomes more Oriental, the Western more western)。因此，東方學雖然是以東方語言、文學為研究對象，是西方人研究非西方歷史的先驅。但是，由於該門學術在方法論以及知識論上的偏差，反而使歷史研究的方法及史家所關切的問題遭到忽略。[7]結果，東方世界的真像不但沒有大白於世，反而徒使誤謬的影像愈形僵化。
從早期的東方學開始，甚至於到今日的區域研究，也承襲了昔日的偏見。例如，佛利曼(Edward Friedman)和賽登(Mark Selden)在其合著的《美國人的亞洲》一書中，[8]呼籲美國的學者，對於亞洲所作的研究，重新檢討，務使真像顯現；因為，在過去，這門學術實際上是：美國官方，或社會上的「秀異分子」，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所下的註解。
由上可知，學術研究的偏見，一脈相承。一般人習焉不察，不免被籠罩在這種文化歧視的觀點中。進一步推想，白人的青年子弟，自然也免不了接受這種看法。
最後，就外在因素而言，西方與非西方世界之間，由於國力的盛衰，也造成彼此關係失去平衡，形成西方人對於非西方人的歧見。這項原因，依筆者之見，可能要比上述兩項更具影響力。所以，薩伊德說的一句話是相當正確的。他說：「東方學本身就是歐洲——大西洋地區權勢凌駕於東方世界的標幟。」(Orientalism is a sign of European-Atlantic power over the Orient)。換言之，西方世界與東方之間，實際上只是一種權力關係，也是控制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。以英國政策為例，從一七八〇年代開始，這個全球第一工業化的國家，就期望能夠配合大英帝國的通盤計畫，經營一個全新的非洲。至於非洲人民之所思，自然不在英國的考慮之中。[9]又如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，美國對於東亞的研究，何嘗不是受到政府的影響。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，美國的軍事力量伸入太平洋時，美國的學者也被政府安排在研究東亞地區的工作上。雖然在理想上，學者宣稱應當公正持平。在事實上，他們與政府聯手合作，一切依已己方的利益，去描繪非西方世界。後者的形象因而更遭到極度的扭曲。
以上諸點，無非是要說明：西方人在觀察非西方人的世界時，深受其內外在因素的侷限。這種以歐洲為本位的觀察，自然而然益增彼此間的鴻溝。非西方世界面臨這種挑戰，極可能導致文化的滅絕，或者徘徊在滅絕的邊緣。比如，南美洲的印加文化，中美洲的阿茲特克(Aztec)文化。其二則是被迫調整自己的文化步調，以順應西方國家的潮流。在這類國家中，日本可能是最成功的例子。但是，放眼望去，世上有太多的民族，曾經受到「歐洲中心論」的摧殘，仍然苟延殘喘地活著。美洲印第安人可以說是極為鮮活的例證。在《傷膝埋我心》(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)一書中，[10]充分的指出，由於西方人對於印第安人的偏見，為印第安人帶來了無窮盡的災禍，幾近於滅種的邊緣。按印第安人的觀念，大地及其資源是由神所賜予，以供所有的生物共同享用。換言之，印第安人沒有疆域和土地所有權的觀念。他們認為，任何人及動物都可以共享大地的財富，包括空氣。然而，當西方人的腳步踏上美洲大陸之後，他們的所作所為，卻讓印第安人百思不解。印第安人不能瞭解，由美洲東邊來的入侵者，為什麼不能和他們一起和平相處，共享大地豐潤的資源，為什麼一定要將印第安人以及美洲大陸的一切破壞至極，趕盡殺絕？所謂「傷膝埋我心」的「傷膝」，其本意並不是指軀體的一部分，而是一個地名，位於美國南達科他州(South Dakota)。本來，美國從立國以前，直到十九世紀，印第安人受到白人的侵襲而節節敗退、死傷無數，大多印第安人於一八三〇年在美國的《遷徙法案》(Removal Act)下，被迫遷往印第安保留區生活。一八九〇年，當一群受到美國印第安局懷疑的印第安人，避難到南達科他州松嶺(Pine Ridge)，保留區附近的「傷膝溪」(Wounded
Knee Creek)，遭到第七騎兵隊的攔阻。印第安人為了自衛，拒絕繳械。結果，因發生爭執而造成大約兩百名印第安人喪生，包括婦女、兒童在內。受傷的更是不計其數。「傷膝河」事件終於為美國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間強弱分明的對立形情勢，劃下了休止符。但是，它也成為印第安人一段悲愴歷史的象徵。自然，從這本書，我們可以充分瞭解「歐洲中心論」之下，印第安人所經歷的悲劇了。
綜上所述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每一民族打從開始，為了順應環境，必然會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。[11]不同的文化體系在相互接觸時，由於不夠瞭解而相互鄙視，本來也不是罕見之事情，自從新大陸、新航路發現以來，歐洲人逐漸掌握國際權勢的上峰，因而凝鑄成了「歐洲中心論」，鄙視其它非我同道的民族、文化。
三、
歐洲中心論的褪色
「歐洲中心論」從今天看來，顯然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。它不僅誤導歐洲人的歷史觀，同時，也支配著歐洲以外地區成千上萬莘莘學子的思想。戰前日本的西洋史課程如此，[12]民國時期，甚至於目前臺灣的外國史教學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「歐洲中心論」不僅貽誤學術上的真理，更摧毀了許多民族對於自己傳統文化的信心。所謂：「亡人之國，先亡人之史」，便是如此。所幸，到了二十世紀中期，「歐洲中心論」開始面臨挑戰，而有逐漸褪色的趨勢。
「歐洲中心論」最大的挑戰係來自國際局勢的急遽變遷。過去數世紀以來，由於歐洲各國的聲威無遠弗屆，「歐洲中心論」也因此衆口鑠金，變成似是而非的真理。但是自二次大戰以後，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，紛紛獨立。單以亞洲為例，自英屬殖民地獨立的國家就有：一九四七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，一九八四年的錫蘭、緬甸聯邦共和國以及馬來亞聯邦。由法屬殖民地獨立的則有越南（一九五五年）、寮國（一九四九年）和高棉（一九五三年）。印尼則於一九五〇年脫離荷蘭，菲律賓於一九四六年脫離美國獨立。
非洲新興獨立的國家，更是多達四十有餘。這些國家過去同樣遭到殖民帝國的壓榨和摧殘，極易形成反帝國主義的情緒。因此，反白色人種、反猶太主義、反種族歧視、反殖民主義等口號，經常成為民族主義下極具煽動性的宣傳品。尤其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間，整個世界反殖民運動迅速蔓延，更加動搖了西歐諸國往日主宰世界的優勢，提升所謂第三世界的重要性。
亞、非等地在國際局勢中地位日益提升，不免促使歐美各國刮目相看，「歐洲中心論」也因而受到懷疑。史學界遂有人企圖修正過去錯誤的世界觀。正如狄百瑞(W. T. de Bary)所說，新的世界史要站在各個文明的製造者的立場來寫。[13]當然，尤其重要的是，史家應當在最高層次上，使每一民族及其文明在整個世界史上都具有平等地位，沒有所謂「邊陲」及「核心」文明的差別待遇。
史家在開創這股新的取向時，不得不感謝人類學家、政治學家、語言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等的共同覺醒，以及他們所提供的研究方法。早在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已有少許人類學家開始呼籲，以探討知識，增進對異種民族的瞭解，作為治理殖民地的前題。比如，一九一〇年在倫敦成立的「非洲學社」(African Society)，即以瞭解非洲人而治理非洲人為努力目標；美國於一八三二年創立的印第安事務局(Bureau
of Indian Affairs)也在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，利用人類學的知識，建立長久的治「紅蕃計畫」。[14]人類學基於長久和非歐洲民族相處，獲取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及知識，而培育成博大的胸懷，能夠肯定異種文化的尊嚴和價值，堪為一般學者借鏡。筆者在前節所提到的學者，如薩伊德以及《傷膝埋我心》的作者布朗，便是有此自覺的學者。他們均已看出傳統觀點的侷限。薩伊德認為，東方學所反映的，與其說是推理的對象，還不如說是孕育東方學的文化來得更為貼切，便是這個道理。
四、
當代美國對於非西方世界的史學研究
新的世界史研究取向，基本上是一種態度的轉變。假如一本世界史的體例，仍然充塞著「歐洲中心論」的色調，就不能叫作真正的世界史。反之，若能拋棄「中心論」，即使是記述一個國家的歷史，也稱得上是世界史觀下的國別史。筆者有鑑於此，並且為了舉實例以證之，在此僅以美國史家為例，說明他們研究非西方史的最新趨勢。
1. 非洲史研究
直到一九七〇年以前，美國的非洲史研究，可以說是效果不彰。鑽研這門學問的人，大都是些白人，或者非洲裔美國人。前者治學的目標，大都集中在與母國有關係的非洲殖民地；後者則多關注非洲老家在過去一世紀左右的政治。因此，嚴格來說，此期之前，美國的非洲史研究，仍然側重於殖民時期，同時，只能算是歐洲史的一支。
新的取向在七十年代蓬勃發展。史家採取同情的態度，開始站在非洲人的立場，研究非洲的事務。他們最留意的是，殖民時代某一民族對於殖民政府的觀點，非洲抗暴或反叛的實例，以及殖民時代以前的非洲。在史料的運用上，由於非洲人大多沒有留下記錄，在研究工作上的確是困難重重。不過，有些非洲地區卻以口述的方式——一代一代地傳誦著他們祖先的文化、譜系、王位繼承以及社群的起源等等。所以要完成一部真正的「非洲人的非洲史」，必須重用口述傳統。儘管有些學者，例如：墨達克(G. P. Murdock)，對於口述傳統的可信度表示懷疑。但是法西那(Jan Vansina)等學者仍然力排萬難，建立了一套運用口述傳統的方法，[15]並且還深受非洲史學者的推重。
2. 回教世界的研究
二次大戰以前，研究中東回教國家的歷史，一直是英國、法國以及俄國的專利。美國很少涉足其中。但是，大戰之後，美國也同樣開始注意回教世界的重要性。他們在研究態度上，與昔日東方學學者鄙夷回教世界的態度是大相徑庭。
由於回教世界的範圍極廣，而且包羅萬象。美國史家乃由區域研究著手。譬如：十八世紀的回教世界，中央政府瀕臨崩潰，經濟也日益衰退，到處呈現一片衰敗的景象。美國的史家發現，如果能夠轉換角度，從土耳其、波斯或印度來看，顯然比單單從阿拉伯世界來看要好得多。因為，如果從小單位著手能夠發揮更好的功能，也未嘗不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。[16]
在所有關於中東回教世界的教科書中，哈德森(Marshall Hodgson)所編的《回教的冒險事業》(Venture of
Islam)，頗值得重視。該書雖然有時在語言上，混淆不清，但曾獲得極高的評價。哈德森認為，回教的冒險事業可以當作整個世界史計畫中的一部分；因為「它將歐洲排出了舞臺中心，同時，將西歐文明視為幾個大文明之一看待——由於科技上的優越性，其中一種文明會在某一時段超越同時期的其它文明。」[17]
新的研究取向，試圖汰除「歐洲中心論」，其立意奇佳。然而，往往有些學者矯枉過正，反而轉為狹隘的本位主義者。薩伊德對於同情第三世界的美國學者，曾經提出中肯的批評。他認為，東方學者心存鄙夷的態度研究東方文化，固然不對；但是，「第三世界主義者」從偏頗的社會、階級角度，一味貶抑歐洲的貢獻，進而將所有文化、宗教、經濟上的美德都歸諸於第三世界，也有失公允。[18]
總之，在回教文化的領域，自二次大戰之後，美國的學者也已踏上擺脫歐洲中心論之途，企圖給予回教世界應有的地位。當然，這種工作如今也還只是起步。在權衡歐洲與回教文化分量輕重時，到底要採取多大的比例，學者專家仍在嘗試研究之中。
3. 亞洲地區的研究
二次大戰之後，美國研究日本的學者，最大的注意力在日本現代史，[19]也就是一八五〇年以來，日本如何向西方國家開放門戶，一直到太平洋戰爭及其結束。他們想從西方力量對日本的影響，及明治維新發生的原因及結果，瞭解日本現代化的過程。其中以諾曼(E. H. Norman)的《日本成為現代國家》(Japan’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,
1940)和班尼迪特(Ruth Benedict)的《菊花與劍》(Chrysanthemum
and the Sword, 1946)[20]最為有名。前者嘗試由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角度，分析日本發生明治維新的原因。後者率先試圖以社會文化價值檢視日本的行為，其人類學取向對日後美國的日本史研究影響甚大。
從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之間，美國史家大抵均已肯定明治維新以後歷史發展的價值。但是，一九七〇年以後，有些史家的看法逐漸改變，反而對托古天皇的政治水準給予好評。同時，史家的注意力也逐漸移至帝國主義、軍國主義、國家主義等問題上。不論如何，美國史家總是盡力站在日本的立場，研究日本歷史的發展。
東南亞地區由於地理環境支離、語言文化多元以及長期的淪為英、法、荷蘭等國的殖民地，阻礙了美國對於該地區的研究。二次大戰以後，史家也開始注意該區的歷史，康奈爾大學(Cornell University)為最有名的研究中心。起初，史家拙於找出東南亞地區的共同性。直到一九七一年，由密西根大學(University
of Michigan)的史坦柏格(David J. Steinberg)編輯了一套《追尋東南亞》(In
Search of South East Asia: A Modern History, Kuala Lumpur, 1971)才總算闢出一條新路。該書中的作者們發現，過去研究東南亞的西方史家，太偏重於外在刺激。忽略了當地歷史的動力，因而產生錯誤的印象。他們堅稱，瞭解東南亞應從地理、生態以及地理位置著手。同時，他們發現，西方殖民帝國統治的初期，僅僅促成東南亞許多小型的政治中心，加速走向國家的型式；直到後期，才造成政治、社會、工技的改變，包括最終的民族獨立運動，成立新的政府。該書在論及戰後東南亞時認為，東南亞至今仍然陷於悠久、詭繁的歷史與現代化國家實質的兩極之中。大多數人一向漠視東南亞的歷史及其人民。即使同情，也是針對其經濟、科學的組織而發，是對其未開發國家的情況表示的同情，這是不夠的。[21]因此，新的研究取向引導史家走向田野研究——藉實地居住、研究，以求瞭解其語言、價值觀，進而探求其歷史、文化。這自然是企圖摒棄以歐洲人的立場論東南亞的事務，進而要求達到，從亞洲人的立場來看亞洲。
有關亞洲地區，二次大戰以來，美國也藉著針對某一特殊區域而做田野研究，其成績也頗為可觀。其中葛茲(Clifford Greertz)和偉那(Myron Weiner)最為傑出。新的研究成果，不僅汰除了傳統南亞地區歷史中的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和西化的色彩，更由於美國人能夠站在印度人的立場，看印度的歷史，因而也就更為客觀了。[22]
由上可知，自從二次大戰之後，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以及情勢的日趨重要也促使美國的史家，比較能夠設身處地，觀察亞洲民族之所思及所謂。
4. 拉丁美洲
由於地緣的關係，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研究，至少已有一百四十年的歷史。[23]但是，平心而論，成果並不彰顯。推究其因，一則由於檔案的缺乏以及向來美洲的歷史不獲推崇；一則由於美國先天上輕視西班牙語系的美洲。[24]因此，過去美國研究拉丁美洲的史作，雖然不能套用「歐洲中心論」這個名詞，但是，實際上卻具有十分濃厚的沙文主義(Chauvinism)。
二次大戰以後，美國重新留意拉丁美洲殖民時期的傳統、文化及教育等等。研究過程中，學者頗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，探討拉丁美洲的歷史，其中以人類學發揮了最大的功效。至於研究的中心，則以柏克萊(Berkeley)對殖民時期的研究，成績最為卓著。
對於十九、二十世紀的拉丁美洲，在各種社會科學的支援下，一九六〇年代以來，美國史家也逐漸改變了傳統的觀念。他們不再一味視拉丁美洲的政治環境是製造動亂的根源，也不再不經思索，便一味地指責極權主義、軍事主義和違憲等舉止。他們試圖從拉丁美洲的立場，去瞭解拉丁美洲的政治行為。[25]
另外，一九六〇年代以來，美國有些史家也接受所謂的「依賴理論」(Dependency Theory)。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，已開發國家並不是超越其它國家而遙遙領先，而是這些已開發國家在蛻變發展的過程中，須要剝削未開發地區的資源，以供養自己，而致茁壯。[26]當研究拉丁美洲的史家企圖找出該區歷史的共通性時，「依賴理論」正是最佳的解釋架構。這項理論顯然在為非歐洲地區的「落後」辯護，它與近三十年來，擺脫「歐洲中心論」的史學潮流，具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五、
結論
史學研究的潮流，常與客觀情勢的發展，互為因果。客觀情勢的改變，往往反映在史學上，引導史學走向新的里程碑。反之，新的史學取向，也常會在現實社會上，施展它的誘導力。二次大戰以來，史學與現實世界之間不容分割的關係，即是最佳的明證。
西歐世界自十六、十七世紀以來，一連串的變革，促成社會脫離了傳統農業式的生活軌跡，走向工商業的型態。這項劇變，也同時驅使大批西方人遠離歐陸，向亞、非、美洲等地擴散。不幸的是，絕大多數的歐洲人除了劫掠各地的物質資源以外，又挾持「中心主義」的優越感，扭曲、甚至醜化了非歐洲民族的形象。真正能夠深入其境以求瞭解異種民族文化的，可以說是微乎其微。在這種情勢之下所完成的作品，充滿了沙文主義，自然無法達到傳真的目的，更遑論促進彼此的瞭解。
但是，自二次大戰以來，殖民帝國的聲威已成強弩之末。亞、非的殖民地，已如雨後春筍般地獨立了。非歐洲地區的重要性日益提提升，自然有助於西歐國家重新評估往日對於該些地區的看法；並且還借重人類學、社會學等學問的方法及成果，求得其歷史的真像。歐洲人筆下的亞、非世界，也逐漸褪卻了「歐洲中心論」的色彩。
美國史家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歷史，在二次大戰以前，大致而言，並不熱衷。僅有的研究成果，也大致沿襲過去歐洲人的看法，表現出十足的「歐洲中心論」。
但是，二次大戰以後，當西歐開始重新衡量亞、非世界的重要性，要求重新觀察其文化時，美國史家也運用人類學與其它社會科學，設身處地瞭解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。其最終目標無非是要摒除「歐洲中心論」，而使非洲人有非洲人的歷史，亞洲人有亞洲人的歷史，拉丁美洲也有拉丁美洲人的歷史。
二次大戰以來，新的世界格局與新的研究取向，不僅有助於打破不同文化模式的藩籬，促進彼此的瞭解；而且，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，還給非歐洲文化一個平等的地位。當今非西方的史家，在從事西洋史研究及教育時，也應當迎頭趕上這個新的、健康的潮流趨勢。目前我們或許會因為人力、物力短缺，很難真正完成一部時間上縱觀古今，空間上橫跨全球的世界史。但是，這並不是最重要的，徒有世界史的軀殼也無濟於事。當務之急，應當是觀念上的突破——擺脫「歐洲中心論」的陰影。
[1] Walter Goldfrank在其所著The World System of Capitalism
(California: Sage, 1979) ，曾詳盡地分析「核心」與「邊陲」之間的關係。
[2] 參見〈史學評論〉，第8期(1984.08)所載：吉田悟郎，〈日本的西洋史教育〉、高山博之，〈戰前日本中小學的歐洲史教育〉；二谷貞夫，〈戰後日本高等學校的歐洲史教育〉。
[3] 參見〈史學評論〉第8期(1984.08)所載：麥克尼爾所著《美國的歐洲史教育》。
[4] Ruth Benedict, Patterns of Culture，黃道琳譯，〈文化模式〉（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83），頁13-14。
[5] Philip Curtin, The Image of Africa:
British Ideas & Action (Wisconsin: U. of Wisconsin Press, 1964).
[6] Edward Said, Orientalism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
1979); Nikki R. Keddie, “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Middle East,” from
Michael 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
(Ithaca: Cornell U. Press, 1980), p.131.
[7] Geoffrey Baraclouqh, Main Trends in History (New York: Holmes
& Meier Publishers Inc., 1979), p. 102.
[8] Edward Friedman &
Mark Selden, America’s Asia (New
York: Pantheon Books, 1971).
[9] 參見註5。
[10] Dee Brown,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
Knee (N. Y.: Bantam Books, 1972).
[11] 李亦園，《人類徐與現代社會》（臺北：水牛城大學叢書，1984），頁14。
[12] 同註2。
[13] Geoffrey Baraclough, p.1, 100.
[14] 同註11，頁12。
[15] Oral Tradition: A study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(London, 1965). Jan
Vansina另有文章，討論口述傳統。Vansina, “The Power of Systematic Doubt in
Historical Enquiry,” History in Africa,
Vol. 1, 1974; 另外參見 “Oral Tradition: Whose History” by Thomas Spear，原刊載於 History
in Africa, Vol. 8, 1981; D.
McCall, Africa in Time Perspective: A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
from Unwritten Sources (Oxford U. Press, 1969).
[16] Nikki R. Keddie, “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Middle East,” from Michael
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: Contemporary
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. S. (Ithaca: Cornell U. Press, 1980), p. 140.
[17] 參見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, X, 2 (1979) 引文出自Michael 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, p. 154.
[18] Michael 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: Contemporary Historical
Writing in the U. S. (Ithaca Cornell U. Press), p.155.
[19] John Whitney Hall, “East,
Southeast, and South Asia,” from Michael 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 (Ithaca, Cornell U. Press, 1980), p. 166.
[20] Chrysanthemum and Sword 中譯本為《菊花與劍》，黃道琳譯（臺北：桂冠出版公司，1984）。
[21] John
Whitney Hall, “East, Southeast, and South Asia,” from Michael Kammen, The Past Before Us (Ithaca: Cornell U.
Press, 1980), p. 181.
[22] Clifford Geertz, ede Old Societies
and New States; Myron Weiner, Party
Building in a New Nation: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(Chicago, 1967).
[23] William H. Prescott, History of the
Conquest of Mexico (3 vols, 1843); History
of the Conquest of Peru, 2 vols (N. Y.).
[24] Charles Gibson, “Latin America and the Americas,” 引自 Michael Kammen, p. 22.
[25] Ibid, pp. 194-196.
[26] Ibid, p. 20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