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樑楷
2015.10.08
八月間，天氣漸漸轉涼了，前後相繼接到兩個邀約。一個是要在大學裡演講，談談英國史家湯恩比( Arnold J.
Toynbee, 1889-1975)的《歷史研究》(A
Study of History)。另一個就是為美國史家威爾‧杜蘭(Will Durant, 1885-1981)的《落葉》(Fallen Leaves)中譯本撰寫導讀。
這兩位史家，都是一九六〇年代，我在學生時期, 早就如雷貫耳, 大家所熟悉的人物。可是，卻一直沒有把他們聯想在一塊，更談不上進一步研究他們、比較他們的思想。
說來非常巧合，由於八月間的兩個邀約，腦海裡很自然地同時浮現這兩位史家，而且居然發現有這麼多相似雷同的畫面。他們的年齡相差只有四歲，青年時代都經歷歐美文明的轉折期。先有「世紀末」的憂患意識，緊接著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以後又有共產國家和納粹政權的崛起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，以及全球冷戰的肅殺氛圍。杜蘭和湯恩比都因為這一連串的遭遇，而獻身歷史書寫的志業。他們都有意從世界史的宏觀視野，探索文明的興衰，關懷人類整體社會文化的未來。當然，在強調他們的共同點之餘，也不可忽略，他們都有個人的特質，彼此擁有己見。
除外，有趣的是，就這兩個邀約來臨的時間點而言，現在我已從學校的專任教職退休，而且很快就邁向七十歲了。雖然不敢賣老稱長，但只要一聽到、看到「落葉」，心理上總免不了有幾分感觸。同時，也聯想起當初在北美留學，每逢深秋的情境。只是萬萬沒料到，現在反而有機會同時研讀杜蘭和湯恩比的著作。更何況，閱讀的正是，杜蘭於八、九十歲，晚年期間所寫的遺作。書名隱喻了他的心境，稱做《落葉》。
一九六八年，杜蘭的《文明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Civilitation)第十冊榮獲美國普立茲獎(Pulitzer
Prize)，他因此享有盛名。這套雅俗共賞的鉅著本來屬於大眾化的，嚴格地講，並非專業史學的作品。然而，多半人還是把它當作世界史看待，因為它有章有節的，還算接近學院派裡的史書。在此，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，一九六八年前後不久的這個年代，正是歐美各地學生運動、人權運動響徹雲霄的時候，也是越戰砲聲隆隆、煙硝瀰漫的時候。杜蘭在這段多事之秋，難道能置身度外，能拒絕深思世界大局嗎？如果屈指一數，一九六八這一年，杜蘭也己經達八十三歲的高齡。在這一年之後，他仍然奮筆疾書，以比較主觀自由，不拘形式的方式，寫了幾本史論性質的作品，包括《落葉》在內。總歸這幾本晚年的結晶作品，的確融會貫通了杜蘭的歷史意識、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。
戰爭是歷史中永不歇息的夢魘，貪婪是人性裡源自原罪的特質。如果直截了當地問：人性是善？是惡？只能二選一。杜蘭的答案，肯定會直指後者。在他的幾本晚年作品中，經常可以發現一些對人生、對歷史充滿悲憤的論調。《落葉》的讀者，不妨先翻閱書中「論戰爭」和「論越戰」這兩章。不過，假使沒有事先設防，年輕的讀者說不定被杜蘭感染，一下子也對歷史和人生轉為悲觀，甚至引起內心的恐慌，以為終身難逃宿命的擺佈。杜蘭之所以有這些悲觀的想法，並非故意危言聳聽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。而是在學術上，他的確服膺達爾文(
Charles Darwin) ，接受物競天擇的學說。他曾經直白地說：「達爾文這個名字代表西方文明思想演變的轉捩點。…要是他所說的理論正確沒錯的話，我們應該把一八五九年視為現代思想的起始點。」這段話中，所說的一八五九年，指的就是達爾文《物種起源》(Origin of Species)出版問世的那一年。
如果比較湯恩比和杜蘭的人性論和史觀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湯恩比反而比較收斂含蓄、不如杜蘭那麼強烈曝露人類的動物本性，以及歷史中的陰暗層面。不過，這兩位世界史家不約而同，都滿懷焦慮(anxiety)，一起批判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(age
of Victoria)的樂觀和進步史觀。
杜蘭和湯恩比的「焦慮」，毫無疑問地，都與他們所生長的時代背景有關。然而，「焦慮」除了來自外在的壓力，也源於無意識的、非理性的衝動。當它入侵到意識層面的心靈時，人們總會做出一些反應。按照心理學家羅洛‧梅(Rollo
May)的說法，「焦慮」能促使人們將「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」，也就是「時間這項決定因素」帶入學習之中。換句話說，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意識，或者說，是人類思維中含有「歷史性」(historicity)的來源。羅洛‧梅更進一步指出：
透過歷史意識的能力，人類得以脫離自己的過去，而達到一定程度的自由，修正歷史對自己的影響，並在被歷史形塑的同時，也改造歷史。
以上，大致先指出了杜蘭和湯恩比兩人共有的集體「焦慮」。而後，再引用心理學家的理論，說明人們有適度的「焦慮」，說不定反而可以因禍得福，更有敏銳的歷史意識，更能昇華個人的生命意識。在英語裡，凡是自然界和人世上在短期內突然發生的重大變故，例如：地震、海嘯、火山爆發、戰爭或革命，都可以稱作sublime（譯作「災難」）。有意思的是，人們因為「災難」而生「焦慮」；再由「焦慮」，而可能「脫離自己的過去」，「達到一定程度的自由」，這叫做「昇華」。我們不妨留意一下，「昇華」的英文拚寫(sublimation)，不就是和「災難 」(sublime)相近嗎？
順著這個線索閱讀《落葉》，我們應該可以深入杜蘭的生命意識和歷史意識。在前五章裡，他從人們的出生談起，而後經過年輕、中年、老年時代，最後死亡。面對人生的流程，杜蘭無奈地說：
到處都需要為生存而掙札，生活總是與戰爭糾結在一起。所有的生命都是以犧牲其他生命作為代價，所有有機體都會吃掉其他有机體。歷史本身就是個無意義的無窮循環，那些眼神充渴熱望的年輕人，將會重蹈我們犯過的同一批錯誤，被同一類的夢想誤導。
又說：
歷史只有一件事是確定，那就是盛極必衰；人生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，那就是終歸一死。
面對人生的苦難和歷史的幽暗，杜蘭既沒有失志、趴在地上，順從宿命，也不乾脆依賴上帝，尋求慰藉。《落葉》裡，從第六章到第十一章，分別談靈魂、神、宗教、另類的再臨、道德等話題。這是全書最核心的部分，也是思想心境的翻轉，的確值得一讀再讀，反覆領會。從這幾章裡可以察覺，杜蘭如何步步超越，攀登形上思想的境界。
杜蘭基本上接受「萬物皆有生氣」之說，並且由此引伸萬物莫不有「自發性的力量」。他強調，這種源自靈魂深處的「生殖（或創生）驅力」(procreant
urge)，就是人類擁有內省工夫和自由意志的動能。憑藉這股動能，不斷加溫，人們才得以脫困，免於成為歷史和人生宿命論或決定論的俘虜。
杜蘭從未以典型的基督徒自居。然而畢竟成長自西方文化社會，他依就肯定「基督至今是歷先上最有吸引力的形象」。只不過，一方面在轉化基督教的精神之餘，另方面他力求突破西方文明的局限，海納世界文化的精髓，成就所謂的睿智(intelligence) 。他明白地講，睿智就是形上思想至高至上的成果。
睿智不是行動的原動力，而是與原動力相互和諧及有效的統一。
還有，睿智不可能一蹴即成。人們需要接受教育，吸收科學、藝術和歷史的知識。身為史家，杜蘭在最後一章特別叮嚀，歷史的洞察力「唯有透過大歷史的燭照方能顯明」。
有睿智，能成其大，其實人們反而更加謙虛豁達，更能展現恢宏的氣度，包括面對區區個人的短暫生命。杜蘭說：
我們都是人類物種的暫時性的器官，是生命體(body of life)的細胞只有我們死去，生命方能維持健康強壯。
每片落葉原本就是一棵大樹生命體中的一小部份。當天氣變涼了，由秋轉冬，大樹為了適應天時，把所有的葉片由綠變黃，再紛紛飄落。即使大地白雪皚皚，整棵大樹不但沒有乾枯死亡，反而所有的枝幹被勾勒得更加挺拔有勁。
我們常說，落葉及自然景象的循環轉換，叫做生生不息。杜蘭在遺作《落葉》中，換個方式說：「生命贏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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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圖：《落葉：威爾 • 杜蘭的最後箴言》原書封面 |